探寻“国富”与“民富”齐头并进的路径——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欧阳煌博士谈国民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是近几年两会绕不开的热点话题。今年两会前夕，多家网站展开“‘两会’热点话题”调查。在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的网友投票中，收入分配均排名第二。缩小贫富差距更成为新华网的榜首话题。社会公众如此关注

收入分配问题是近几年两会绕不开的热点话题。今年两会前夕，多家网站展开“‘两会’热点话题”调查。在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的网友投票中，收入分配均排名第二。缩小贫富差距更成为新华网的榜首话题。

社会公众如此关注，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而现实是贫富差距趋于扩大。如何探索破解收入分配失衡这道难题？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研究员欧阳煌博士。

我国收入分配呈现“一升一降”、“两个不同步”、“三个不协调”的格局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欧阳煌：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简要概括：一是“一升一降”，即居民收入整体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两个不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不同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不同步；三是“三个不协调”，即产业间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行业间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

记者：造成这种格局的症结主要在哪？

欧阳煌：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的根本症结。从发展方式看，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的收益分配势必向资本倾斜，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相对下降。从产业结构看，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进一步压低了劳动者报酬。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来看，农村与城市在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平等，和市民相比，农民在占有公共资源和享有公共服务等方面处于劣势，这些都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滞后程度。在初次分配阶段，过分注重效率，忽视公平。在再次分配阶段，某些调节“装置”失灵，“削峰填谷”的调节功能发挥有限。税制设计有待完善，低收入者高税负，高收入者低税负；社保制度有待完善，覆盖面偏小、结构失衡、调节力度弱；公共投入机制有待完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养老改革较为滞后，投入不足、分配不均，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

建立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的关联机制，等于抓住了“扩内需”的牛鼻子

记者：您最近出了一本关于居民收入研究的新书，书中结合湖南省情，对于如何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能具体说说这些方案吗？

欧阳煌：是的，我把近些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形成一本小册子——《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理论与实证》，最近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根据中央精神和湖南省情，提出以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53%—59%为总目标、实施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以中部六省为参照，在两年内达到中部领先水平；第二步，以实现居民收入长足增长为目标，在“十二五”末实现居民收入翻一番；第三步，以福利国家平均水平为目标，基本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要实现上述目标，一是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高度出发，改善生产到分配领域的矛盾；二是对症下药，“建、保、治、调”并重，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机制；三是以提高特殊群体收入水平为关键，加大民生投入。

记者：这些方案是否具有普适性？您觉得对于破解当前的收入分配失衡这道难题有哪些帮助和借鉴？

欧阳煌：这些方案虽是以湖南为样本，但我觉得对于破解“国富”和“民富”问题具有普适价值。

首先，方案的提出遵循了研究逻辑。研究遵循理论模型假设——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路线，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传导路径，合理确定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的最优区间。

其次，方案具有实证支撑。研究采用了较新的统计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对居民收入研究多定性、少定量，重理论、轻实证的局限性。

最后，方案重视操作性。研究结合国情省情，提出了近期“加快追赶”、中期“收入倍增”、远期“同步协调”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制定了多维度、多层次、多区间的控制线和预警体系，构建了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和调控机制，更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

记者：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来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不少网民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过慢，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就陷入空谈。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内需萎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存在重大扭曲。您同意这些观点吗？

欧阳煌：世行有关专家的研究认为，导致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入占比降低、消费能力降低。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前景最为复杂、决策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出口急剧萎缩、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经济冷热不均互相转化、通胀与紧缩并存等等。要筑造内需拉动的新引擎，就要将投资和出口双重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消费真正成为“保增长、扩内需、化危机”的主旋律。

而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基础、消费信心、消费环境三个主要因素。要筑牢居民消费基础，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要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就必须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教育援助、医疗救助、住房补助机制，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要优化居民消费环境，就必须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支持消费信贷发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健康、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可以说，建立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的关联机制，才抓住了“扩内需”的牛鼻子。

理清四大关系，使“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实在的惠民之举而非数字游戏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2011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如果我们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GDP、财政收入及国有企业利润增长对比，就可看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在“十二五”开局之初，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差距仍然较大。如何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两个提高”、“两个同步”？结合您的研究，请您提些建议？

欧阳煌：“十二五”，中央提出“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各地相继推出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但真正实践并产生效果很难。难在哪里，我认为，实现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本身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跨越城市和农村、市场和政府、效率和公平等多个领域，贯穿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整个链条，涉及多个阶层、多种关联的利益群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因此，要在居民收入分配上有所突破，关键是要先理清四个关系。

一是“增长”与“共享”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让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赶上GDP，既要转变发展方式，又要创新共享机制，将“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和“促改革，谋公平，强民生”所释放的经济社会潜能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

二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GDP与居民收入增长格局中，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都存在短板。要满足居民收入与GDP相协调的理性诉求，就要从完善市场机制与强化政府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入手，使得市场和政府两个手段相互配合。初次分配阶段，着力调整生产要素贡献率的衡量尺度，尽量提高人力资本的要素收益率，校正过度向强势群体和集团倾斜的市场化分配机制，确保分配程序“公正”。再分配阶段，健全与市场化分配相配套的体系，保障广大居民最基本的生存底线，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实现分配结果“公平”。

三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必须将合理稳妥的顶层设计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微调有机结合，利用好宏观设计和微观调整的“两只手”，既要考量整体和全局的利益，也要衡量多个层面的具体情况、多个群体的局部利益。建议中央以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为重点，对财税制度、社保制度、要素市场运作、国企利润分配、公共服务体系等做出调整，从宏观层面消除制度缺陷，完善财富的转移与分配机制。

四是“远”与“近”的关系。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不仅是一个短期的政策调整问题，更是一个中长期的常态机制建设问题。既要掌握好长期性和系统性，采取“统筹考虑、分步实施、重点突破、逐步到位”的理性路线渐进展开；又要认识到紧迫性和急切性，将总体设计与阶段性安排相结合，将国内水平和国际标准相结合，将实际情况与理想模型相结合，在近期内拿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实现“国富”与“民富”齐头并进，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更是政治学问题

记者：有专家担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的趋势，如果这种马太效应不断积累下去，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您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

欧阳煌：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只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因此，我认为，解决好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协调增长的问题，既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也是凸显公平正义的社会学问题，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政治学问题，关系全局、关涉根基、关乎长远，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优势、要素积累、人口红利、外向势能趋向衰减，而公平、稳定、均衡增长的国民财富分配格局未能成型，过去我们注重做大蛋糕，现在我们更应该切好蛋糕。

“民富”和“国富”是根与叶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协调增长，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国富”与“民富”的物质基础统一了，上层建筑的基本诉求得到了保障，这是社会走向“和谐”的根本。

记者：听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政专家高培勇对您的新书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破译“国富”与“民富”齐头并进的密码——立意新、理论新、方法新、措施新。收入分配是个人人关注但又很难求解的问题，您为什么要“啃这块硬骨头”？

欧阳煌：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人口红利正逐步减弱，传统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正在递减，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利益博弈更加凸显，优化完善社会经济治理模式十分迫切。这更要求我们不断增强驾驭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以无比坚定的决心和勇气消解财富传导中的“滞阻效应”，破除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悖论”，化解利益博弈中的“制度锁定”，驱散收入极化下的“仇富情结”。

对于高老师给我的高度评价，我十分地惭愧。如果说拙作能有一点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索，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协调增长作出些微的贡献，为读者带来一些启迪和思索，那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