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卖地发展经济的路走不通了

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化扩张、土地改变用途和规划走的是政府统一向农民征地和在城市收储工业企业土地，然后用土地质押贷款并推出商住用地拍卖，获取资金用以城市建设和补贴工业用地，推动招商引资等。这种卖地经济模式在

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化扩张、土地改变用途和规划走的是政府统一向农民征地和在城市收储工业企业土地，然后用土地质押贷款并推出商住用地拍卖，获取资金用以城市建设和补贴工业用地，推动招商引资等。这种卖地经济模式在长期内被认为是低成本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途径，因而成为城镇化用地的主导形式。近年来，随着农民权益诉求上升、社会舆论支持、征地摩擦冲突不断，各地政府为了维稳被迫不断提高征地补偿。这样，越来越大的建设摊子和攀升的土地补偿成本使一些地方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同时，依靠卖地和土地抵押的发展模式使地方政府不断加深了对高地价从而高房价的依赖，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孕育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不断增大的风险。

财政专家刘尚希曾经说，大家对这种“卖地模式”只看到了一面：卖地；其实还有另一面;招商引资零地价，政府倒贴。城市土地是政府资产，但到底是哪一级政府的资产，并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定，按照宪法和土地法的规定，其所有者是国务院，地方政府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有者，可成为了事实上的所有者。“土地财政”产生问题的根源在此。而董中原委员建议土地出让金纳入中央预算的建议，与刘尚希的观点殊途同归，他说，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角度，国有土地属于全民所有，政府接受委托管理土地，出让收入应当为国家所有。建议考虑纳入中央预算的范畴，并进入转移支付机制，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出让开发的动能。如果真的要按宪法所说土地归国务院，土地出让金纳入中央预算也就顺理成章了。

财政专家李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不主张“土地财政”这个提法，正如同现在也没有其他口径财政的提法，比如前些年我们对“三农”投入比较大，但就没有“三农财政”。但卖地模式的概念之所以存在，也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缘由。首先，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地方财力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有较强的动力出让土地，这既可以满足地方招商引资的需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实财力；其次，老百姓这些年来为过高的房价支付了很高的成本，有时会直接把这个高成本全部归结为政府卖地推高了住宅价格。但他也指出，地方政府卖地增收的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国务院出台7大改革事项，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扩大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范围。地方政府低价买地的路将会慢慢封死。

李全表示这种土地模式并不是财政一家的事。当地方政府的政绩与GDP挂上钩时问题就来了。地方官员为了在位期间能很好的“表现”，不得不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至于可持续发展，就成了一句口号而已，举债建设、卖地招商等现象就是主要表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对地方而言，靠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办事业。这种依赖伴随着政府次级的降低而反向变动，政府次级越低，依赖程度越高，到了县乡基本就是从属于上级政府的“附属物”。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而解决这种不匹配的较快方法就是卖地，卖地往往可以带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买地者后续投资所带来的各项税费收入。因此，解决卖地经济有两个方面出路，一是促结构转型，如果能够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来替代房地产及其相关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将会在财力基础上解决卖地经济问题。二是相关媒体应将有关卖地经济的收支状况进行一个较全面、清晰的比较，这也有利于客观分析其成因及实际规模，有利于财政体制改革在各个环节中发挥积极作用。

白岩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下时代里任何“火”都是危险的，都有它扭曲的东西，而且都是在它局部的时间里。卖地经济也是一样，这种火，有它危险的一面，就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把当地经济发展建立在了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上。从而带来那么多扭曲的东西：人的不和谐，环境的不和谐，经济发展的不和谐。政府的本真不是经营城市，而是制定法规，维持市场秩序；确保百姓公共利益不受损。

因此，可以这样说，地方政府靠卖地发展经济的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期待好的政策尽快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