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标准的尴尬

“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牛肉膏”、“兽药豆芽”又接踵而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应接不暇。究竟什么样的食品是安全的？人们追根求源之际，最近又爆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消息。究竟是

“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色馒头”、“牛肉膏”、“兽药豆芽”又接踵而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应接不暇。究竟什么样的食品是安全的？人们追根求源之际，最近又爆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消息。

究竟是国外食品安全标准太严，还是国内标准太宽，给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

安全标准“内外有别”？

据报道，来自瑞典研究机构的数据表示，雀巢等品牌生产的部分婴儿食品含有砷、铅等毒重金属，存在安全隐患。在瑞典，产品含砷量1.7微克/公斤就被视为“含致癌重金属”，而我国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标准中，二三百微克还“属于安全范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后通报，这些品牌在华产品检出的砷、铅等重金属含量，均未超出中国标准。

这并不是特例。2010年麦当劳的麦乐鸡在美国被发现含有两种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特丁基对苯二酚”，而麦当劳中国公司对此回应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明明同一产品在国外检测不合格，而在国内通常是“安全”的。“内外有别”的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困惑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李再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比如，我国乳品和其他食品行业的检测标准，就存在与发达国家标准不同、部分指标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以原料奶为例，我国标准规定每毫升细菌含量不得超过200万个，但这一标准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再如，国际标准中有奶牛“体细胞”的检测项目，这是判断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而我国却没有相关规定。“而跨国公司只要满足多个国家的当地标准就行了，各地的检测指标也不一致，因此，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李再贵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讲师桑立伟表示，每项食品的安全标准都是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我国国内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设定的各项值都不高。在这种本身就不高的食品安全标准下，国内的食品生产都不能按照标准去执行，而外销的食品标准却大多数能按照出口国的要求去做。

数据显示，多年以来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却只有90％左右。虽然只有九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暴露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尴尬。

安全标准只是生产底线

同样的砷含量，两个国家给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有没有统一的标准？

据专家介绍，《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我国现行的食品标准有三类，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其中，企业标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产品无国标和地方标准时，企业必须要自己制定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作为其组织生产的依据；另一种是产品已经有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标”或者“地标”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以严控产品质量。

“实际上，安全标准只是生产的基本底线，国外的一些企业会按照高标准来生产。欧盟几乎是国际上公认对食品安全要求最严格的地区，我国企业生产的乳制品很难进入欧盟、美国等标准严格的市场。”李再贵说。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屡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标准质量不高、滞后的问题。《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而我国的标准化法1989年开始实施，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开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台。

不可否认，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标准也有一个逐步健全和提高的过程。但是，“有些标准长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变，不但给一些造假企业钻漏子提供了可能，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形象。”知名律师邱宝昌表示。

国家权威部门也坦陈，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不少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产品标准或者检测标准，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敏感、关注度高的标准制定工作还不能完善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如：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比欧盟和美国高出数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

邱宝昌解释说，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与之相应，发达国家的食品标准往往处于“动态”更新中，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有较好的联动机制。

应该怎样制定标准？

据介绍，在日本，有一整套完整的检测体系以针对本国食品以及进口食品的食品安全，这也令不少中国生产厂家望而却步。在美国，生产婴幼儿乳制品的准入企业不到10家，而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多达145家。

“据我了解，日本只有100多种食品安全标准，而我国有数千种，并且不同部门制定的标准还‘打架’。”李再贵说，一些部门、地区出于私利制定标准，相互打架的也不少见，令执法部门和企业无所适从。

2009年9月至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国内食品安全标准数量少、时间早、指标粗，有些指标缺少风险评估依据，标准之间存在交叉、重复甚至矛盾。

由于农业、卫生、质检等监管部门分别从各自工作需要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往往导致对同一食品有不同安全标准，同一检测项目有不同限量值要求的现象，由于均为国家强制标准，食品企业往往无所适从。以饺子为例，饺子的卫生标准由卫生部制定，面粉的卫生标准由国家粮食局制定，两者都是国家标准，但因为饺子标准更高，往往出现“合格的面粉包不出合格的饺子”。

针对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存在的种种不足，2010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清理工作。但是，整个标准体系的彻底清理整合，以及基础标准修订等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既然是食品安全标准，就不能‘内外有别’，应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从严。”邱宝昌说，提高标准，既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需要。

桑立伟说，除了标准，食品安全监管最大的漏洞是地方保护主义。一些食品生产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当这些企业出了问题时，即使监管部门有心去管，但很有可能问题企业会直接找到更高一级的领导，致使监管部门无法真正的监管到位。更有甚者，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监管部门直接将企业保护起来，不承担监管职责。

“中国的出口食品安全比内销食品的安全系数要高得多。这是因为出口的食品管理一竿子管到底，从销售一直管到农场的源头，监管严格；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也严格按照国外标准来生产。”李再贵说，“所以，单靠标准肯定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检测30项、50项何时是尽头？食品问题最重要的是有道德的底线，破除部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