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折损的一翼”——我国职业教育困局求解

尽管目前全国中、高职在校生总数超过3000万人，2012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次于985高校，达到90%以上，但并不能掩盖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局，这种种困局使其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折损”的

尽管目前全国中、高职在校生总数超过3000万人，2012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次于985高校，达到90%以上，但并不能掩盖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重困局，这种种困局使其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折损”的一翼。如何突破困局？是靠职业院校升格、实行高学历，一味加大财政投入，还是依据职业教育自身规律，贴近和挖掘市场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财政投入引导、社会多元投入的机制？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个校企合作共圆梦的案例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99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但对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来说，就业并没有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早地已经成了职场人。

周碧辉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2013届毕业生。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毕业，却因为适应能力强，工作表现突出，被浙江商帮科技有限公司提拔为设计部主管。

“之前在学校学的基础知识都挺扎实的，企业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传授社会上真正能用得到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进入企业后能很快融入。”周碧辉说。

据统计，宁职院学生的初次就业率连续10年超过98%，近三年达到99%。

宁职院学生走俏的秘密之一是校企结合。2003年，宁职院与海天集团签订协议实行订单式机电人才培养。之后，合作不断深化：工学交替，建立二级学院海天学院，该院为学校建立实训楼。以“双主体育人、教产训合一”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一模式下，校企双方共同开发专业培养方案、建设课程、落实顶岗实习教学任务和学生就业，共同建设了26个学做一体的校内外对接教学场所。双方甚至还牵头研制出了“机电装备制造业人才标准”这一行业用人标准，编写了多本新型教材。

校企共同开展的产学研合作，为海天集团创新进步提供了强劲驱动力。海天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宁职院成功进行了复制，学校与企业共建了华丰学院、敏实学院、华建软件学院等二级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同样受到了企业的青睐。

回望10年，海天集团在宁职院的帮助下，成为一家全球瞩目的企业。海天集团给予宁职院的绝不仅仅是一幢大楼，还有校企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双共建、就业共担的人才培养模式。

困局重重，职业院校成“差生”教育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依靠校企合作获得了成功。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更多的职业院校面临的却是重重困局。

某职业学院的李院长告诉记者，她从教30多年，目送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尽管就业率在不断升高，她仍感到职业教育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这就是生源越来越少，“而且招收的几乎清一色全是农村孩子。”稍微有些条件的人都不会让孩子上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校长的孩子也是如此。

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表明，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安排下，职业教育是逊于普通教育的“低层次”，在中招高招中都被放在最后招生，显然是“差生”才选择的教育。职校毕业生的就业也有诸多限制，比如，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录取制度不准参加，户籍制度不让在大城市落户。

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社会的种种歧视。“在很多家长看来，上中职的学生就是比上大学的低一等。考不上大学，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国家干部。而很多人也认为，上中职的学生就是不爱学习，整天泡网吧，父母管不住的孩子，没办法才送到职业学校。”一位职校校长说。

职业晋升也设置了制度障碍。比如，职业院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以后，从初级工到高级工，最高只能升到高级技师。可高级技师享受什么待遇与地位没有下文或执行不到位；从工人技师职称序列向技术员、工程师职称序列转，必须要考外语；企业技术岗位能手聘任到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人事编制制度不允许。

另一方面，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质量也良莠不齐，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只好开始自办职业教育。

国内研究指出，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而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最为直接，关系也最为密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躯干”，那么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就是支撑教育腾飞的“两翼”。但是，种种现状表明，职业教育成了“折损”的一翼。没有坚实的职业教育基础作为支撑，不仅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闲置，而且会严重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破困局，升格级别和高学历化不是出路

职业教育要实现突围，首先要找准导致诸多困局的根源在哪里。

“最突出的是办学模式还没有转变，没有面向企业和市场因材施教，让学生在黑板上开机器，有的车间竟然一尘不染。”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说，还有一些职业学校开了毕业工作用不上的法律、文学课程，这主要是把职业学校当成了普通学校来管理，没有当成人力资源供应商。

单强的话击中了职业教育问题的要害，即其本身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这种学习内容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也让很多学生没有了兴趣。

一名技校生告诉记者，“每天学的东西，就连老师都说是应付考试的，进了工厂一点用都没有。教材过于陈旧，今年是2013年，我们学的书是2002年编写的。书上的东西，到了工厂见都见不到。我们学的应该是新技术，不是过时的知识。”

除了内容陈旧，有些教学要求也很苛刻。某职业技术学院汽修专业的毕业生小周告诉记者，“我很喜欢汽修专业，最烦的是英语，原来基础就差，学校非让英语过级，我不少时间都耗在英语上了，可毕业后修理汽车能用上多少英语？”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些高职高专教学质量“缩水”问题大家心照不宣：随意更改计划，大多数高职院校自主拉长了寒暑假时间；随意改变课时，一些院校理论课以自习课代替、实训课以讲解代替，而且删减课时、压缩课程内容的情况时有发生；授课质量较差，不少院校专业设置与教师配备不匹配，教师流动性大，临时代课的教师多。

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较差。

办学质量越差，生源越少。如何改变这一恶性循环？一些职校将“突围”的出路寄托在升格与学历上升方面，且升格动力越来越强劲。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看来，现在诱导职教升格的动力一方面是社会评价机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的非教育政策因素在推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

一些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也对职教升格持不赞同态度。

教育部职业研究所所长王继平表示，职业教育的主体就在中职和大专两个阶段，没有必要在层次问题上纠缠，也不需要将高职教育升格为本科教育。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高职评价体系存在问题。“英联邦国家都建立了资格证书框架，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职业教育的证书。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顶层的制度上去完善。”

“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必须坚持服务就业、服务经济、服务企业的办学方向。”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认为，走高学历的道路会把职业教育带进死胡同。高学历化思路还是知识教育的思路，还是精英教育的办法，是缘木求鱼。

方向是面向市场，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政府、企业、学校改变当前职业教育的现状已成共识。采访中，一些职业学院的领导纷纷表示，校企深度融合是主要方向。

“我们学生平均收入达到月薪8000元，实现了毕业生100％高质量就业。电梯专业的五届毕业生全部就业于世界500强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文清介绍。

在刘文清看来，由于国家在高职院校中的经费投入有限，要想有大发展就需要社会资本的注入。2007年，学院与世界500强的迅达(中国)电梯公司进行深度合作，成立了电梯技术学院，并聘任该公司高管为院长。目前，企业已投资该院2500万元。校企共同设置课程、编写教材。

不仅如此，学校还面向市场，果断地对同质化专业进行调整，由原来的50多个调整为31个，跟20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培养、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跟企业都是无缝接轨。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就业率这么高？关键是校企深度融合。”刘文清表示，国家应出台校企合作的奖励政策，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事实上，世界上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国家，都十分注重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谁来办。为什么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老中职办得非常好？因为学校和企业、产业结合比较紧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表示。

从职业教育的体制上来看，有专家主张采用两种体制：一是由行业协会或是大的集团公司举办职业教育，因为他们最了解职业教育的特点，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如何掌握考核学生的标准；二是独立办学，把现行的成人教育从普通学历教育的大学分离出来，使它真正沿着职业教育的轨道发展，办出特色。

而在办学模式方面，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职业性、技能型。

王晓初认为，校企合作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关系。校企双方只有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这种合作才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建立利益共同体，需要学校和企业双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该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

财政投入要与其公共性层次相适应，并实行绩效评价

职业教育作为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产品，自然需要财政支持。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

尽管投入不断加大，而职业教育办学中普遍“哭穷”局面依然存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上的分工不够明确，投入责任不够明晰。一些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动力不足，并且通过隐瞒信息等手段，尽量夸大本级财政支出状况，向上级或中央政府争取财政资金。

与此相伴的是，教学资源的配置存在严重浪费和明显规模不经济现象。职业教育经费中人员经费所占比重过大，而“双师型”教师不足、实训基地建设投入不足。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国计，又是民生。在新的形势下，财政如何有效支持，如何有效地提升办学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要搞清职业教育的公共性层次，然后才能正确认识如何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益。职业教育的公共性显然低于义务教育。因此，公共财政教育投入首先应当保障义务教育，其次是职业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王蓉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成本较高的教育，要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成效，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职教经费？因为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多重性，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由受益各方分摊职业教育经费。

在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为了保证资金使用效益，要引入绩效考核机制。

“实践证明，引进绩效考核机制，能激发高职院校的内部活力，对提升办学质量和效益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宁职院院长苏志刚表示，“中央财政对100所高职示范校投资20个亿，给整个高职院校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带动了地方政府对高职的投入加大。”

长期研究绩效评价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正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高职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经费中所占的比重过大，集资和捐资办学经费的社会投入比例逐渐下降。而高职教育为社会提供“准公共性服务”，具有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活动市场化等特征，政府不能包办。

政府该怎么投入？许正中认为，教育财政资金投入的分配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引入竞争机制，同时，通过税收减免等刺激社会投资参与。他建议，在直接的财政投入上，应取消对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的无偿投入，以购买教育成果的方式对其进行奖励、补助或贷款贴息；通过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及时准确了解财政性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合理调控。

 

短评

□ 易锋

职业教育解困应对症下药

职业教育面临的重重难题令人担忧，而更让人担忧的是面对难题的态度和解题思路。

有人出招了：向义务教育看齐，加大财政投入，升格职业院校，实行高学历等等。说白了就是给钱给级别——这与不少领域拿出的发展对策并无二致，即诉诸于外延式的扩张。但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和思路。

我们常说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如业内人士所言，除了一些社会原因，职业教育脱离现实，不贴近市场需求，封闭运行，导致办学质量不高、学生不适应市场需要是最大弊端。在这种机制或者制度的制约下，即使有再多的财政投入，其最终效果都值得怀疑。

因此，财政加大投入的重要前提是建立起好的、有效的用钱机制，这就需要职业教育的改革，使其形成符合社会需求和自身实际的机制，投下去的资金才有用好的基础和可能。这是有别于外延式扩张的内生发展机制，是有效率和可持续的。事实上，目前一些办得好的职业院校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

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职业性、技能性，要面向就业和社会需求。这就需要建立财政投入引导、社会多元投入的机制。只有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资金的效益，才能为职业教育带来办学的高效率，并培育出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

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市场，作为政府，不应过度介入其中，而应恰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否则，不仅浪费了精力和财力，还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最终弄巧成拙，得不偿失。

 

相关链接

享誉世界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生升学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

“双元制”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职业培训。企业是主导方，学校是辅助方。企业与受训学生首先要签订培训合同，接受其为企业的学徒工，然后安排到职业学校学习，最后还要接受行业协会的考核。职业学校事实上是一个受托提供培训的“外包”机构。

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德国,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的标准非常严格,进门难、要求严、待遇高是德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主要特点。职业学校教师一般需要大学三年、硕士二年和二年的职业准备期，专业课教师还必须定期到企业实习或接受培训。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考试由经济界的自治机构以及类似的单位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进行，委员会的成员由企业雇主、雇员代表以及职业学校的老师组成。考试如果不能通过,学生则不能从事本行业的工作。

企业的参与程度高。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详尽的实习计划及受过良好职业训练的指导教师。

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由公共财政和私营经济共同资助，是一个多元混合模式，对学生免收一切学杂费。具体来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主要有五种来源渠道，分别是企业直接资助、企业外集资资助、混合经费资助、国家资助和个人资助。企业直接资助是“双元制”职业培训经费的主要渠道。（李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