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访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

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18年科员，却在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本身就像一部传奇。风和景明的一个上午，北京金融街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项怀诚的办公室。依然是充满磁性的声音，依然

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18年科员，却在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本身就像一部传奇。

风和景明的一个上午，北京金融街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项怀诚的办公室。

依然是充满磁性的声音，依然是纵论天下的风采，记者面前的项怀诚，睿智而亲切，深邃而诙谐，年近七旬仍一如既往。一件朴素、家常的淡蓝色布衫，使这位半年之前退下来的前任理事长，在雍容儒雅之间，更多了些普通人的平易与自然。

与财政结缘

2003年3月20日，财政部礼堂。

台下，是财政部数百名处以上干部，台上是刚刚离任的上届部长项怀诚。

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对项怀诚而言，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次像这一回这样让他难以平静。

面对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项怀诚敞开心扉：

“我从22岁进财政部，到现在整整41年。这中间，除了有三年半调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其他所有的时间我都是在财政部度过的。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青年，慢慢地入了党，提了干，一茬一茬的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老部长一番肺腑之言，把人们带进他的内心深处，也把人们带进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

1960年7月，项怀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做了研究实习员。但不久他所从事的中俄机器翻译研究项目下马，项怀诚不得不面临工作调动。许是沾了“翻译”二字，他先被安排去做外语教师。“教中文还马马虎虎，教外文我哪行。”项怀诚知难而退。“那财政部你去不去？”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项怀诚想：只要不离开北京就行。

1962年冬天，项怀诚到财政部税务总局报到。办公室的同志带他见了处长，又去领了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那是1962年的冬天啊，正是困难时期。我就这样成了财政部的干部——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就把我‘收买’了。”爽朗的笑声中，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

从那以后，这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便和财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此项怀诚常常调侃自己误入歧途：“学中文的人本来挺高雅的，我却成天和孔方兄、赵公元帅打交道，翰墨香没有了，倒多多少少有了一点铜臭味。”

几十年的财税实践，不但使项怀诚成长为一名成功的财长，也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财税专家，但他却说，自己“只不过是一名财税从业人员”。

偶然里其实有着必然。

1956年，项怀诚在上海读中学。高考前，父亲对他做了一个试验：随机念出10个电话号码，让他复述。当时上海的电话号码是5位数，10个号码项怀诚只背出来俩。父亲又从新民晚报上选了一篇小小说念给儿子听，然后让儿子复述小说情节。恰巧那篇小说项怀诚看过，故事自然复述得详尽而流利。父亲认定，儿子的形象思维强于逻辑思维，于是对儿子报考中文系大开绿灯。

实际上，项怀诚的数学相当不错，尤其考进大学后，他不但旁听历史系的课，还去旁听数学系的课。这些知识，在他以后的财政工作中全都派上了用场，用他的话说，“歪打正着”。

而对财政数字的敏感则是在财政工作中逐步培养起来的。

“在财政部工作时间长了，满脑瓜子都是数字，慢慢地就对数字有了感情。周恩来总理曾把王丙乾部长称作数字篓子，问他什么他都讲得出来。我们那时候的奋斗目标就是向丙乾同志学习，当个数字篓子。”项怀诚回忆道，“其实，数字也是有规律的。只要你经常接触它，自然就会记住了。所以我积累数字，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靠的是苦功。”

在项怀诚办公室的书橱里，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大小不等的二十几本笔记，都是他当年作的记录。而在他的旧办公室里，这样的笔记本有十几箱，这还不算“文革”时项怀诚忍痛烧掉的60多本笔记。

一直到他当了部长，每个月的财政和经济数据，也都是他自己收集，从不假手于人。有时候秘书要查个什么东西，反而要到他的笔记本里去找。

所以，项怀诚任财政部领导时一直提倡，人要四勤：手勤，腿勤，嘴勤，脑子勤。直到现在，无论走到哪儿，项怀诚勤奋好学的习惯一点没变，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一番。

温暖的记忆

项怀诚常说，他是财政部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幸运的一茬。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63年到1981年，项怀诚整整做了18年的办事员，他曾戏称,做办事员都“成精”了；1963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在财政部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待组织问题解决，已是20年后的1983年。然而自1982年9月项怀诚担任副处长，到他1986年6月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这中间却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提拔的跨度与速度如此不同寻常，也足见财政部党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与魄力。

官越做越大，项怀诚却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平凡岁月里温暖的记忆，至今提起，这些记忆仍让他感到弥足珍贵。

1979年涨工资，30%，并非人人有份。那么多年大家都没涨过工资了，领导说，干脆，拿这一级给你们两个人分吧。一级7块钱，一个人3块5毛钱。现在听来似乎有些荒唐，可在当时却让人倍感温暖。

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提拔干部。名额有限，第一批没有项怀诚。项怀诚是知识分子，那时有个外号叫老九。一位老党员便打抱不平：提拔干部为啥没有老九？

“这样的一种氛围中，虽然工资不高，职位不高，但心情很好。”说着话，项怀诚给自己点着一支香烟，思绪似袅袅烟雾，如丝如缕。

到江苏出差，住在招待所楼梯下面的一间黑屋子里。晚上，新四军出身的汪冰石副省长前来看他，走前特意叮嘱招待所所长：“换个房间。”一天一块钱的大灶也换成了条件好一点的中灶。

当年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是位经济专家，每次和财政部对账，都会点着名说：把那个小项叫来，他能说得清楚。

1982年，副科长项怀诚跟随处长金鑫带领中国人民大学一批学生到江苏实习。那时项怀诚已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课，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便是那班里的学生。

项怀诚晚金鑫一天到江苏。金鑫请省厅办公室一位科长“去接接小项。”科长不吭气，因为省里有规定，处长以上才能派车接送。在江苏省厅当过预算处长的金鑫便说，那我去车站接他，你给我派车吧。科长这才开着一辆嘎斯69去了火车站。那是项怀诚第一次单独享受汽车接送，而以往出差，下了火车，一般都是抱着行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若乘坐公共汽车，能买到司机旁边的票，就是头等位置了。

随当时的司长田一农出差到四川，自贡盐场一辆破旧的嘎斯69前来接站，走到半路车就抛了锚；在成都恰逢周末，想到远郊的景点转转，借上三辆自行车就出发了；在重庆，田一农司长去看夜景，烟瘾上来了，陪着去的财政厅预算处段丙仁处长跑到摊儿上买回4根香烟，在场的4个人一人一根。

“那样的一种人际关系，那样的一种社会风气！”项怀诚不禁感慨，“真地让人非常留恋。”

“其实，很多中央领导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项怀诚进而说道，“我们以前跟朱镕基同志出差，都是要交饭费的，虽然交得不多，一天10块钱。跟温家宝同志出差，他每顿饭都是单独在房间里吃，四菜一汤，也不喝酒，吃完了晚上还要开会。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

平民本色

2002年7月，项怀诚赴丹麦参加亚欧财长会。

去首都机场的路上，他身上的裤子引起随行同志的注意。“猜猜，我这条裤子多少钱？”项怀诚顺势问道。大家仔细瞅了瞅，谁也没敢贸然开价。“十几块！不像吧？”项怀诚微微一笑，“前些年，三里河市场大棚拆迁，正赶上他们处理。”谁能想到，在国际财经舞台上叱诧风云、气度不凡的一国财长，居然会穿着十几块钱买来的裤子！

生活中的项怀诚，其实就是这么不“讲究”。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件蓝布衫据说也是50块钱买来的。

类似的故事，从熟悉他的同志那里可以听到很多。

财政部办公楼用的是中央空调，节假日或下班后都要关掉的。项怀诚当部长时常常加班，盛夏时节，便常会看见他穿件和尚衫在办公室里办公——那和尚衫上，星星点点，净是窟窿。知情的同志也都清楚，他的睡衣睡裤常常也都是打了补丁的。1982年那次带着学生去江苏实习，他花七八块钱买了件衬衫，穿了多年一直舍不得扔，直到前不久才处理掉。

实际上，项怀诚倒也并非刻意节俭，只是对他来说，衣服穿的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便不肯轻易舍弃。包括有时在单位吃早点，吃剩的小吃、点心之类，他也舍不得扔掉，而是用纸包上带回家去。

说到吃，项怀诚同样不讲究。面条伴他过了大半辈子，光《闲话面条》他就为本报写了好几篇。当部长时，忙得顾不上吃午饭，他时常到对面的值班室找到值班人员：“给我来包方便面。”值班人员提议：“还是让食堂送点吧。”他总是一口回绝：“送什么呀，早就营养过剩了。”

他是不愿意给人添麻烦。赶上节假日有事用车，他很少用他自己的司机，而是直接打电话给部里的值班司机，有什么车用什么车，从不挑剔。偶尔还会自己打的。一次他在首都宾馆参加完一个活动，一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坐了进去，引得身后的邓楠同志直开玩笑：“项部长这是去哪儿幽会？”甚至当年出席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他也总是“蹭”随行的楼继伟副部长的车一起去，既可以少用一辆车，又能少麻烦一位司机，一举两得。他常说：“司机跟着我挺辛苦，不容易。”他的司机远光至今已跟了他20多年，被他称为自己的助手。

不但蹭车，项怀诚蹭烟也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项怀诚抽烟，但想抽一支他的烟却很难，因为他的烟都是“伸手牌”——想抽了，就伸手跟别人要一支。据说现在才有了点转变，兜里也开始装烟了。

待人以诚

财政干部做人难，财政部长做人更难。

项怀诚常说：“财政系统的同志不能吹大牛说大话。白花花的银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给国家理财，还是手紧一点为好。”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脖子后边的那根筋有点毛病——只会摇头，不会点头。“我们有些同志很厉害呀，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项怀诚大笑。

熟悉项怀诚的人知道，他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对于官场上的一些繁文缛节是不习惯的。当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很少出去吃请、应酬。他讲，要都吃也吃不过来，干脆都不去吃，免得别人说你看人下菜，厚此薄彼。一些省市主要领导到部里谈工作，他很少亲自迎送。他认为只要该说的话说了，该办的事办了，未必非要讲求那些礼数。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方面，立足于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削减随意性较大的、一事一议的财政专款。虽然常常因为不能满足别人要钱的要求得罪人，但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却使他与财政部党组在财政史上留下了一抹重笔。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黄炎培先生的这几句诗项怀诚可谓刻骨铭心，而“外圆内方”，更成为他做人做事的一把尺子。

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活着无非三件事：求知、做事、为人。最最重要的是为人。做官永远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然而做人，知易而行难。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项怀诚是个充满了亲和力与人情味的同事和朋友。

他念旧。每次到外地出差，遇有机会，总要把已经退下去的老厅长们请到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2004年3月，财政部的一位老司长去世，生前曾因故背了处分，这让其家人多少体味到一些世态炎凉。当秘书临时报告项怀诚，次日上午要为老司长送别时，项怀诚立即调整了工作安排，准时出现在告别现场，令所有到场的老同志心头一热。

在北京的大学同学，隔三差五地总要聚上一次，这已是多少年形成的习惯。饭馆只要干净就行，酒水自带，轮流做东。没有什么地位、等级的界限。

对下面的同志也是一样。项怀诚有什么事情，经常抓起电话直接打给处长、副处长，不讲那么多的“规矩”。担任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时，有一次他给新疆财政厅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事后，那位同志将信将疑：真是项部长吗？这么高级的领导怎么可能直接给个小兵打电话。熟悉项怀诚的人却并不奇怪，这可不就是他的风格。

脉脉亲情

江苏吴江是项怀诚的故乡，但其祖先却是徽商八大家之一，并有过四代大夫、五子登科的荣耀，清代嘉庆年间，从安徽歙县迁移到苏南一带。

曾祖父曾捐了个湖北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厅局长吧。如此说来我也是干部子弟啦。”项怀诚不失时机地开了个玩笑。

项怀诚的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曾祖母，他叫太婆，因曾祖父早逝，也叫她太公。太婆是清代末年人，识文断字，四岁时，项怀诚就跟着她念经、认字、背唐诗。太婆家是当地望族，“863计划”倡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杨嘉墀便是她的侄孙子。

项怀诚的祖父开过丝行和珠宝店，后遭强盗劫掠，家业殆尽。父亲承其父业，从事丝绸技术，生前为中国丝绸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母亲则是一名医生。“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吧。”项怀诚如此定性。

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一家毛纺织厂担任副厂长，打得一手好算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从内地回到上海，找不到工作，便进了国民党的一家金融机构，在里面做个小职员。但他不参加国民党，人家给他的申请表，他扔在抽屉里始终没有填。

父母对项怀诚的教育，集中在三个方面：要好好读书，要勤快，要正派。这三条，对项怀诚影响至深。

项怀诚的老伴是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毕业时和他一起分到北京，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几十年都在回民中学做语文老师。项怀诚后来当了副部长，他的爱人又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老大学毕业生，按说安排到财经学院教教公共课，对他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他没有这样做。

老伴也非常理解他：“我在这儿挺好，还不愿意沾你的光呢。”项怀诚在财政部工作37年，老伴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和家里的事情给部里添过麻烦。

“其实在财政部，像王丙乾部长、刘仲藜部长的爱人，包括田一农、李朋等部领导的夫人也都是这样。这一点，受财政部老部长吴波同志影响最大。”项怀诚充满感情地说，“一种好的作风，无论在机关还是在家族，其实都是薪火相传的。”

项怀诚调到税务总局工作时，大女儿是税务总局的一个副处长。项怀诚对女儿说，“老爸在这个地方当局长，瓜田李下，你在这里没法提拔。你要觉得委屈，就自己找出路，但不要去经商。”女儿也争气，凭本事考进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孩子们现在都很出息，都比我强。”说起两个女儿，项怀诚的脸上挂满慈祥与欣慰。

项怀诚极重亲情，跟外孙女相处如同朋友。家里温馨和谐，其乐融融。退休后，项怀诚给本报写了不少散文杂谈，老伴是他的第一读者，时常会用挑剔的眼光批评文章立意或主题不够鲜明,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退休后的三件事

退休后的项怀诚，充实而丰富，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做慈善、打桥牌、读书写字。

早在担任财政部长时，项怀诚就一直关注与支持慈善事业，退居二线之后更是到处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目前，他不仅担任着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监事长，还被聘为宋庆龄基金会的顾问。

他曾在《光明使者——健康快车》一文中写道：

“我在‘健康快车’基金会做义工多年，从第一线退下来后我的工作重点已部分转移到‘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共和国的部长们曾三次为‘健康快车’筹集善款举办歌唱会。这些老部长的年龄大多在70岁上下，以前都是各条战线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与他们同台演出，与他们一起排练，深深为之感动。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说过一句话：搞慈善事业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像高占祥那样实践着‘三皮主义’的人，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的人，他们的心灵都特别美丽。

我常常感到做得不够。还有那么多的人依然生活在黑暗中。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弱势群体，给他们以更多的爱，这是我心中的呼唤。”老部长深情的呼唤令人动容。

桥牌是项怀诚非常钟爱的一项运动，说起来他的牌龄并不长，只有短短的10多年。上世纪90年代，项怀诚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时任农业部长刘江。一天，刘江问他：周末干些什么？项怀诚实话实说：不干什么。“那跟我打牌去吧。”刘江邀他。于是刘江成了把项怀诚领进桥牌大门的第一人。随后，项怀诚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桥牌的基本打法。但这当然不够。一天，桥牌高手丁关根“批评”他道：老项，你打牌没有章法，要看看书呀。项怀诚于是找书来看，对桥牌的兴趣也越发有增无减。当财政部长时，为了换换脑子，他偶尔也会在网上过过牌瘾，起名“户部尚书”。网上牌手哪会想到他真是财政部长，有时还会“抢白”他几句，但他并不介意，依然乐此不疲。

去年9月，被称为“高水平桥牌迷”的项怀诚，担任了中国桥牌协会主席。用项怀诚自己的话说，“这是人家抬举我，看我办事认真，我哪有这个水平呀。”而同期担任名誉主席的李岚清却对此评价：众望所归，是个合适的人选。

在项怀诚看来，桥牌不但是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完美的艺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财政部成立桥协时，他就对桥牌有过一个很精到的评价：桥牌和财政工作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项怀诚长于书法，目前担任着国际书协名誉主席。他的字，清秀洒脱，如同他的为人，一派学者气息。书法于他，一来修身养性，二来也在慈善事业中一展身手，不少人以向他求得一字作为幸事。

项怀诚堪称书痴。他看书，文史经哲，杂陈百家，看小说尤其入迷，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类武侠小说。一册在手，沙发上一歪，一看就到后半夜。老伴常常嗔怪，看起书来像个孩子，管都管不住自己。

所以，退下来的项怀诚不寂寞，不失落。“做官一时，为人一世”同样知易而行难，但项怀诚做到了。能上能下，心态平和，正所谓大家风范。